混在大唐当县令（混在大唐当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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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文武官员是怎么设制的?
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袭隋制。《新唐书·百官志》云：“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
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体制，在唐高祖武德时期就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皇帝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操有对一切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皇帝有权修改法律和法令，并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约束。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体系。在中枢机构中，制令机关、封驳审议机关与行政事务机关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政务机关和事务机关的职责是很分明的，监察机构也很完备。此外，还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品阶勋爵制度。《新唐书·百官志》说：
其辩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
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唐代的职官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使职差遣”逐渐侵夺了原来职官的权力，新出现的一些使职，使得原来的一套官僚体系发生了紊乱。他们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的大部分权力。当时的局面，正如李肇《唐国史补》所说的“为使则重，为官则轻”。这种现象对宋代官制也有一定的影响。唐代的中央官制大致有以下几个系统：
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政事堂
唐代初年，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门下侍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共议国政，都是宰相。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天下大政的官员。《新唐书·百官志》说：“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后来，因为唐太宗即位前虽曾任过尚书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便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门下侍中、中书令号称宰相。据《册府元龟·宰相总序》说，自隋代以来，就有“或以他官参掌机事及专掌朝政者，并为辅弼”。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人主不肯轻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并假借他官之称。如唐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称“参议得失”，或称“参知政事”等等，名称不一，都是宰相之职。《旧唐书·李靖传》载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书令（《百官志》作仆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为之感动，说：朕观古往今来，身居富贵，能知足者甚少。纵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犹自强居职位。公能识大体，精神诚可嘉。于是，太宗除下优诏，令其在家调养外，又命其疾小愈，两、三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贞观十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以李绩为太子詹事（东宫百官之长），并特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使其与侍中、中书令一样参预宰相职事。从此之后，就有“平章事”与“同三品”的衔号，就是品级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则，就不能行使宰相的职权，只有三公、三师及中书令不加，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黄门侍郎郭侍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以后，“同平章事”也成为宰相的衔号。开元以后，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结果就不能参与宰相机务，而被挤出宰相行列。
安史之乱以后，宰相名号又有了变化。由于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升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为正二品，所以就废除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与此同时，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基本是藩帅兼领，几乎不单独作为宰相来设置，因此，唐后期的宰相名号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了。
唐代初年，三省长官在门下省议事。这个议事地点称为政事堂。《文献通考·职官四》说：“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其后，高宗时的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为中书令，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且列吏房、机务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于后，“分曹以主众务。”至此，政事堂已从“议事”之所变成宰相的办事机关了。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省长官兼职的（因三省长官尚有本省常务），他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就回本省办公，因此，不必要另立宰相的办公机关。玄宗开元以后，宰相数量少了，其职位更为尊崇，基本上是专职的（杨国忠虽身兼四十余职，但也以相职为主），于是就有必要设立一个固定的宰相办事机关，并列五房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军国大事经政事堂会议商定，奏请皇帝最后裁决；机密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升降任免，只在政事堂议论，他官不得预闻。在政事堂（或中书门下）议事的几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称为“执政事笔”。唐玄宗时，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他们之所以能专权用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长期窃居了“执政事笔”的职位。安史之乱后，肃宗鉴于相权集中而造成个人专断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宰相十天一秉笔的制度，到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改每日一人轮流秉笔，其用意显然是在于防止宰相专权，但德宗以后，这个制度并没有沿续下去，如穆宗、敬宗时的李逢吉，武宗时的李德裕都是独秉国政的。宰相权力的大小，都是取决于皇帝（还有中晚唐时期的宦官）的态度的。
二、三省六部
唐沿隋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样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的政务，同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下有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各司正、副负责人称郎中、员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中央官制不断变化的结果。其组织较完备，分工较明确，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这些一直沿续到清代，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有一点与明清不同的，唐代的尚书省有一个总机构，名为“都省”，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管吏、户、礼左三部，兵、刑、工右三部。左右丞处于行政监督地位，而左右司则兼有总务管理的性质。
唐代中书省（隋因避讳作“内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书省与门下省，它们合称为两省或北省（尚书省称为南省），长官为中书令、侍中，开元时皆为正三品（代宗时升为正二品）。中书省与门下省同秉军国政要，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凡军国要政，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草为诏敕，交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门下省如果对中书省所草拟的诏敕有异议，可以封还重拟。凡中央各部、寺、监及地方各部门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认可以后，方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或草拟批答，门下省如认为批答不妥，也可驳回修改。唐太宗非常重视中书、门下两省在中枢政务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曾多次称中书门下为“机要之司”。《资治通鉴》卷192记载：他于贞观元年十二月对群臣说：
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人心所见，至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可见唐太宗非常注意集体的智慧，防止个人专断而造成“兆民之深患”。中书、门下协助皇帝决定大计方针，就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措施。
中书省，置中书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改中书省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又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后复旧称。中书令为一省之首官，《新唐书·百官志》云：“中书令……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为中书令之副，参议朝廷大政，临轩册命，若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又置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掌侍进奏，参议表章、草拟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因其所掌皆机务要政，故特规定四条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缓，禁违失，禁忘误。他们可以就省内所讨论的军国大政及报上的奏状，发表自己的初步处理意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谓之“五花判事”。省内的意见经中书令、侍郎汇集后，再交付中书舍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这个专门负责执笔草诏的舍人称为“知制诰”，其余舍人也要分别在制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选择一个资格最老的，称为“阁老”，负责处理本省杂事。舍人六人分押尚书省六部，并辅佐宰相判案。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就有一个门通往中书舍人办公厅，宰相常从这个门经过，找中书舍人咨询政事。据《旧唐书·常衮传》载，代宗大历时，常衮为相，才把这个门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来”。肃宗时，常以他官知中书舍人事，《新唐书·百官志》说当时因“兵兴，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颛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直至武宗会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但这一制度在当时似乎未认真执行过。唐代的中书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职，所谓“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是跃居台省长贰以至入相的一块重要跳板。此外，中书省的属官还有起居舍人2人，从六品上，《新唐书·百官志》云：“掌修记言之史，录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季终以授国史”。通事舍人16人，从六品上，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则导其进退，而赞其拜起、出入诸礼节。四方蛮夷纳贡，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进。军士出征，则受命劳遣，并每月慰问将士家属。又有主书4人，从七品上。主事4人，从八品下。右散骑常侍2人，右谏议大夫4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
门下省，置侍中二人为省长，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门下省为东台，侍中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称纳言，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门下省为鸾台。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改称黄门省，侍中称监，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称左相。《新唐书·百官志》云：“侍中……掌出纳帝命，相礼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而颛判省事”。有门下侍郎2人，正三品，为侍中之副，龙朔二年改称东台侍郎。武后垂拱元年，称鸾台侍郎，天宝元年，又称门下侍郎。《百官表》云：“门下侍郎……掌贰侍中之职。大祭祀则从；■则奉巾，既帨，奠巾；奉匏爵赞献。元日、冬至，奏天下祥瑞，侍中阙，则莅封符券，给传驿。”门下省的属官有左散骑常侍2人，正三品下。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谏议大夫4人，正四品下，掌谏诤得失，侍从赞相。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有一个名叫鱼保宗的，上书建议置铜匦以接受四方之书。武则天接受了这个意见，铸铜匦四个，涂以四方颜色，排列在朝堂：东方青匦，称为“延恩”，凡是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南方红匦，称为“招谏”，凡是论及时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匦，称为“申冤”，凡是陈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匦，称为“通玄”，凡是告发天文或秘密谋反者投之。朝廷派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1人为使者，管理四方铜匦；又派御史中丞、侍御史各1人为理匦使。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唐玄宗以“匦”声近“鬼”，故改理匦使为献纳使。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恢复旧称。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以谏议大夫1人为知匦使。又有给事中4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监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毕，则驳正违失。凡是诏敕有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白居易在《郑覃可给事中敕》中说，给事中的职责是“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旧唐书·李藩传》载，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李藩任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当时有人对他说，这是皇上的圣旨，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另纸写上，那能随便拟在圣旨上？李藩说，如果用另纸写，便是文状，那能称为拟敕？李藩之所以敢于发此大言，就是因为制度规定给事中有权在认为不合适的诏敕上“涂窜而奏还”。白居易所谓“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就是《大唐六典·门下省》说的“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意思一样。《新唐书·百官志》说，给事中可“与御史、中书舍人听天下冤滞而申理之”，就是指他们可以组成“三司”，越过执法机构，受理天下冤错案件，听其诉讼，这种制度称为“三司受事”或“三司详决”。白居易所谓“有司选补不当者，则与侍中裁退之”，就是《新唐书·百官志》所指的“六品以下奏拟，则校功状殿最、行艺，非其人，则白待中而更焉。”这种制度称为“过官”。又有起居郎2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法度。天子御正殿，则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若天子有诏命，起居郎俯陛以听，退而书之，每季终了时交给史官。贞观初年，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唐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为相时，为了防止泄密，上言减少预闻机密的人员，故命起居郎、舍人承旨之后，与百官同出，不得与闻机务。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才诏令起居郎、舍人于入阁之日，具纸笔立于螭头下，恢复贞观时期的制度。
此外，门下省还设有录事4人，从七品上；主事4人，从八品下；左补阙6人，从七品上；左拾遗6人，从八品上；典仪2人，从九品下。掌赞唱及殿中版位之次序。城门郎4人，从六品上，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关之节。符宝郎4人，从六品上，掌天子八宝及国家之符节，大朝会，则奉宝进于御座，天子行幸，则奉宝随从。凡命将、遣使，皆请旌、节。旌以颛赏，节以颛杀。
中书省与门下省还各有补阙拾遗，它们均分左、右置，“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左右补阙，从七品上；左右拾遗，从八品上，均是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创置的。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白居易于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8年）曾任过左拾遗，他说：“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弊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谏官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见的机会，所以，官品虽低，也颇为时人所重。从理论上说，谏官的本职，就是建言讽谏，即使言辞激烈，也无可责难，白居易在任拾遗、补阙期间，曾尽其职而力谏，屡次上书言事，甚至当面和皇帝争执，据《通鉴》卷238记载：“白居易因议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所以，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而专门陪伴太子读书的闲官。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义愤，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当时旧官僚集团却攻击他说“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并借机加以诬陷，把他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既说明了谏官有言事的特权，也说明谏官处境的艰难。
三、尚书都省
尚书省置令1人，正二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称东台，废尚书令，改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改称文昌台，不久再改为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称为都台，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称为中台。唐代尚书省的办事机构设在长安皇城的承天门大街东侧，位于中书、门下二省之南端，所以又别称南省或南宫。从中书门下发出的诏令制敕，均经由尚书省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州县，或者根据诏令制敕的精神制成政令，下达到有关部门。《新唐书·百官志》说：
诸州计奏达京师，以事大小多少为之节。凡符、移、关、牒（按：皆公文名），必遣于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决者，皆上尚书省。这说明尚书省的权位相当重要，据《旧唐书·戴胄传》记载，唐太宗曾说：“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受其弊者。”这几句话就足以说明尚书省在中枢行政机构中的重要地位了，也就是说在三省中，尚书省才是行政的实际总汇。唐代的尚书省组织更加整齐严密，由隋之六曹固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每部的组织，则以隋之侍郎升为尚书的佐贰，在尚书左右丞下，每部有4个属司，共24个司。
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掌典领百官。因为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其职，故唐代例不复置。以左右仆射为本省的实际长官。另有左丞1人，正四品上，右丞1人，正四品下，主持省内日常事务，《新唐书·百官志》云：“掌辩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有左右司郎中各1人，从五品上，员外郎各1人，从六品上，为丞的助手，分判本省六部诸司事务。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改左右丞为左右肃机，郎中为左右承务，诸司郎中为大夫。唐初，仆射的地位十分尊崇，因为在中枢的职事官中，正一品的三公、三师不单独设置，而正二品的尚书令又被废，只有从二品的仆射官阶最高，其他两省的副官如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以及各寺、监的长官均在三品以下。所以《唐会要》称左右仆射为“师长百僚，虽在别司，皆为统属”。据说仆射于都堂上书，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均升阶列坐，左右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以及四品、五品以下者皆罗拜阶下，仆射不答拜，可见其威权之重。自中唐以后，由于仆射被排斥于宰相行列之外，尚书省的地位因受到使职差遣的冲击，加上用非其人，其享有的地位就逐渐下降了。
据《唐会要》记载，贞观时，唐太宗曾规定：“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大事应奏者乃送仆射”。可见左右丞在尚书省内的权位也是相当重要的，其中左丞统吏、户、礼三部；右丞统兵、刑、工三部。六部诸司文案均需送都省由左右丞勾检后，方下达到有关部门。因为规定省内有大事才向仆射请示，其余细务均由左右丞处理。这样，左右仆射已渐被架空，都省的实权自然落在左右丞手中了，所以到宋代，左右丞也是执政官之一。
尚书都省所属的六部二十四司，负责处理全国军政、财文、兵刑、钱谷等一应行政事务。其中吏部掌文选、勋封、考课之政，下统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唐代规定官员的选授制度是：三品以上者由皇帝亲自选授，五品以上者由宰相提名呈报皇帝御批，吏部听制授官；六品以下者由吏部根据其身材、资历、才能、功劳、德行、言辞、书判诸方面的优劣予以“注批”，并报请门下省审复后授职。四司官员分掌如下：吏部郎中，掌文官阶品，朝集、禄赐、给假告身、假使，其中有一人专掌选补流外官。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一人判南曹，均为尚书、侍郎之副贰。司封郎中，掌封命、朝会、赐予之级。司勋郎中，掌官吏勋级；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官员死亡后，史官要为其立传，太常要议谥，若要铭于碑者，则会同百官议其宜记述的事迹上报，然后考功郎中通报其家属。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前，由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户部，掌天下财政、民政，包括土地、人民、婚姻、钱谷、贡赋等，所属有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其中户部郎中、员外郎，掌户口、土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婚姻、继嗣之事；度支郎中、员外郎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与中书门下省议定上奏；金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管理两京市、宫市等交易之事，并供给宫人、王妃、官员奴婢衣服；仓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库储、出纳租税、禄粮、食禀之事。礼部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所属有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其中礼部郎中、员外郎，掌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铺设，及百官、宫人丧葬赠赙之数，为本省尚书、侍郎之副；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膳部郎中、员外郎，掌陵庙之牲豆酒膳；主客郎中、员外郎，掌诸蕃朝谨之事。开元二十四年玄宗诏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这样，礼部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选授、考课、主持武举，以及军令、军籍和中央一级的军训，但并不直接带兵。所属有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其中兵部郎中一人判帐及武官阶品、卫府众寡、校考、给告身诸事；一人判簿籍及军戎调遣之名数。
员外郎一人掌贡举、杂请，一人判南曹，岁选解状。皆为尚书、侍郎之副；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地图、城隍、镇戎，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蕃客至，鸿胪寺先询问其国山川、风土，然后制成地图上奏，并送副图于职方司，殊俗入朝，则图其容状及衣服样式通达于上；驾部郎中、员外郎掌舆辇、车乘、传驿、厩牧马牛杂畜之籍；库部郎中、员外郎，掌兵器、卤簿仪仗。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隶并平议国家之禁令。其属有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其中刑部郎中、员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寺及天下上奏诸案件，为尚书、侍郎之副贰。凡是审理大案件，可用尚书侍郎之名义与御史中丞、大理卿组成“三司”，共同参议。国家发布大赦令，可代表刑部召集囚徒宣布赦免名单；都官郎中、员外郎，管理俘虏，奴隶的簿录，给以衣粮医药，并审理其诉讼事件；比部郎中、员外郎负责通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勋赐缺乏物资，以及军用物资、器械、和■等事；司门郎中、员外郎，管理门禁关卡出入登记，以及各地上缴失物的处理。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和国家农、林、牧（军马除外）、渔业之政，以及诸司官署办公所需纸笔墨之事。所属有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其中工部郎中、员外郎，掌城池之工役程式，为尚书、侍郎之助手；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及在京文武官员之职田、诸司官署公田的配给；虞部郎中、员外郎，掌苑囿、山泽草木以及百官蕃客菜蔬薪炭的供给和畋猎之事；水部郎中、员外郎，管理河流过渡、船舻、沟渠桥梁、堤堰、沟洫的修缮沟通，以及渔捕、漕运诸事。
六部长官称为尚书，正三品，副官为侍郎，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唐初以来，尚书的地位很高，据《通鉴》开元二十四年的记载：“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正因为如此，尚书实际上成为高官权臣的兼职，不能具体处理本部事务，这自然就被架空而失去实权。唐代六部尚书分为三行：吏、兵为前行；刑、户为中行；礼、工是后行。各部官员的迁转就是按照这个次序的，由后而中而前的，所以担任某部尚书，并不等于熟悉这部的职务，而只是由于资格的关系。因此，中唐以后，六部尚书基本上成为官员迁转之资，其官称只代表一种身分，而不一定说明所任的职务。这就是宋代六部等于虚设，而另以其他机构代替六部的由来。
四、唐代的监察机关——御史台
唐承隋制，置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设御史大夫1人，正三品。《新唐书·百官志》云：“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唐会要·御史台》云：“正朝廷纲纪，举百家紊失”。在隋朝及唐初，御史台只管揭发，并且只要根据传闻即可奏劾，不需要什么证据，更不受理诉讼，这就是《通典·御史台》所说的“但风闻弹事，提纲而已”。唐太宗非常重视御史台的作用，他要求三省和御史台官员各尽其责，真正起到互相检查的作用。《贞观政要》卷1记载他对大臣说：隋朝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皇帝“不肯信任有司，每事皆自断”，结果群臣有意见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而他自己则要“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给有司商量，然后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才能上奏施行。他为了充分发挥御史台的监察职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规定：凡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阁议事，都要有谏官随同，有不当的随时进谏。御史台的地位由此提高，对于纠正官吏的违失起了一定作用。贞观以后，御史台也受词讼，并且设置了“台狱”，《新唐书·百官志》说：“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有制覆囚，则与刑部尚书平阅”。对于百司不法事件，“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在纠举之前，往往要“推覆理尽，然后弹之”。
御史台的次官，唐初依隋旧制，称治书侍御史中丞，高宗李治即位，因避帝讳，改称御史中丞，正五品下。《唐会要》“御史大夫”条云：由于“大夫秩崇，官不常置”，故实际上以“中丞为宪台之长”。
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御史台曰“宪台”，大夫曰“大司宪”，中丞曰“司宪大夫”。武后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改御史台为肃政台。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分左右台、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省风俗。不久，又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每年派使者八人，春季称为风俗，秋季称廉察，以四十八条监察州县官员。唐肃宗至德以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为之，谓之“外台”。东都洛阳设留台，有中丞1人，侍御史1人，殿中侍御史2人，监察御史三人；元和后，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主持留台事务，而三院御史也不常备。
在御史台内设有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分别由侍御史（从六品下）、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居其职，合称“三院御史”。其中侍御史6人，掌纠举弹劾百僚，推鞠狱讼、知公廨等杂事。所谓推鞠狱讼，是指对被告发官员进行审理，这主要是“制狱”，即皇帝亲自命令办理的案子。弹劾指按朝廷行政法规指控官员的不法行为。知公廨杂事是指处理台内日常杂务。这一职务一般由资格较老的人担任，称为“杂端”，殿中监察职掌进名、迁改及令史考第，台内一切事务由他专决，所以也称为“台端”。唐
古今战事之将帅篇—大唐李靖
自小聪慧，出身名门；少年入仕，起点甚高；青年隐忍沉寂，两次险被杀；中年厚积薄发，戡平内乱；暮年壮心不已，荡平外敌。
一、自小聪慧，出身名门
公元571年，李靖出生，其家族是官宦世家，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官至隋朝赵郡太守；他的舅舅也很有名，是隋朝名将韩擒虎。
李靖生的仪表堂堂，英气逼人，按现在的说法，应该属于硬汉小生类的帅哥。由于家庭熏陶，加之天生聪慧，李靖从小就有“文才武略”，而且很有进取心，他曾对其父说：
由此可见，李靖从小就很有一番雄心壮志，他不愿只做个平凡的读书人，他想要的是出将入相，开疆拓土，成就一番大事业。
更让人拍手称奇的是，小时候的李靖就对带兵打仗、兵法谋略很有一番见底，这一点，从他舅舅韩擒虎对他的评价里可见一斑，韩擒虎曾对李靖说：
二、少年入仕，起点甚高
李靖正式入仕是在隋朝，凭借不凡的出身，加之天质过人，本人又刻苦用功，16岁时，李靖便进入隋朝官场，担任了长安县功曹（大概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区委办公室主任），后面短短几年，李靖连升数级，虽然官职还不是很大，但他的才干却已闻名于隋朝官场，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隋朝军事家、左仆射（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杨素更是对李靖赞誉有加，他对李靖说：
由此可见，初入官场的这几年，李靖几乎是顺风顺水、春风得意，可以说，他的为官之路，起点甚高。
三、青年隐忍沉寂，两次险被杀
但没有人可以一直顺风顺水，一路平步青云，李靖也不例外，在他29岁的时候，家族发生的变故使得李靖顺风顺水的仕途陷入了停滞，当时，李靖的长兄李药王（此时已继承李靖家族的爵位）因为对突厥作战不力被削去了爵位，沦为平民。受此事牵连，已经做到六品京官的李靖仕途受挫，即便人们很认可他的才华，但迫于形式，李靖还是被外放做了县令，这一沉寂，就是十五年的大好光阴。
而在隐忍沉寂的这几年中，还有更悲催的事情，李靖两次险些被杀，而要杀他的人却是同一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第一次险被杀
大业末年，李靖担任马邑郡丞，在李渊帐下和突厥作战。在同李渊共事的过程中，李靖发现李渊竟然暗中招兵买马，似乎有造反的迹象，于是李靖伪装成囚徒，前往江都，准备向朝廷揭发李渊。但到了长安时，李靖发现关中已然大乱，各路叛军横行、流民盗匪遍地，道路阻塞根本无法通过，李靖不得已只能暂时混在流民之中作战时机。但不曾想，李渊起兵速度如此之快，短短几日就从太原杀到了长安，并迅速攻占了长安，无处可躲的李靖被李渊的军队俘获。李渊怨恨李靖准备告密，让人将李靖处死。临刑之时，壮志未酬的李靖满心不甘，他大声疾呼：
李渊被他的言语打动，加之李世民为他求情（李世民早已欣赏李靖的才干和豪气），李靖得以刀下留命。不久，李世民召李靖入幕府，用作三卫。
（二）第二次险被杀
公元618年，李渊建唐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靖继续跟随李世民征战。在李世民帐下，李靖优秀的带兵素养、灵活多变的战术思维及长远的战略眼光逐渐展露，他也越来越受到李世民的赞赏和信任。但对于高祖李渊而言，李靖当年的告密行为却仍然如同一根深埋心底的刺，时不时隐隐作痛，也就是说，李靖并没有完全赢得李渊的信任。
这种不信任也导致李靖第二次险被杀，在平定南梁萧铣之战中，李靖被李渊所误解，险些再次被杀。当时，李靖奉命前往夔州（今重庆奉节），协助峡州刺史许绍平定萧铣，李靖在前往上任的路上，先是遇到数万蛮人在金州（今陕西安康）作乱，庐江王李瑗不敌蛮人，由于道路被蛮人占据，李靖只得先协助李瑗同蛮人作战，虽说击败了蛮人，但也耽误了不少时间。通过金州后，又因为萧铣控制着前往夔州的要道，李靖的行程再次受阻，迟迟不能到任。这种情况被李渊看在眼里，本就不信任李靖的李渊误以为他故意迟滞不前，贻误军机，于是密令许绍将李靖处死。得亏许绍爱惜人才，将实情告知李渊并为李靖求情后，李靖这才免于一死。
四、中年厚积薄发，戡平内乱
不过正所谓物极必反，隐忍沉寂这么多年，李靖的人生终于迎来了转机，不被信任、不受重用的局面终于因为一场战事发生了扭转了。
在李靖第二次险被杀后不久，开州蛮人叛唐，大举进攻夔州，赵郡王李孝恭被蛮人击败，众将被蛮军震慑，都认为蛮人势大，此时应该避其锋芒，据城坚守。但李靖与诸将不同，他认真观察敌我形势后，认为蛮人获胜后骄狂不已，有严重的轻敌迹象，且蛮军行军作战缺乏章法，派兵布阵扎营都有不小的漏洞。于是李靖将自己的想法告知李孝恭，请求出战，挣得同意后，李靖率八百精锐士兵突然杀出，袭击蛮人营垒，蛮军猝不及防，被杀的大败。随后，李靖又建议李孝恭于险要处设伏，彻底击溃蛮军，杀死其首领，俘获蛮兵无数。
战斗胜利的捷报传到京师，李渊大喜过望，他高兴的说：
李渊不仅下发了封赏李靖的诏书，而且亲笔写信对李靖说：
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靖的忠诚坚守终于赢得了回报，李渊彻底改变了对他的成见，从此，李靖的逆袭之路正式开启！
而李靖的逆袭之路，先要从戡平内乱的几场战役中说起。
（一）平定萧铣
平定开州叛乱后不久，李靖军旅生涯中第一次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参与的战斗开始了，这一战，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公元621年，大唐决定发起平定南梁萧铣的战役，早有准备的李靖及时向李渊献上了平灭萧铣的十策。李渊看后颇为认同，对李靖大加赞赏。随后李靖就被任命为讨萧军行军总管兼行军长史，加之李渊认为讨萧军主帅李孝恭不精通军事，因此将统帅三军进行作战的任务全权交由李靖，李靖成为实际上的三军统帅。
拥有了自主权的李靖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首先，他组织人力物力建造了大量大小船只，之后又精选精锐士卒进行水上训练，熟悉水战，做好了渡长江、攻江陵的准备。再有，李靖考虑到大军的后方乃是新近收复的巴蜀之地，民心还没有完全归复，若是大军贸然进发，恐怕会有后文不稳的隐患。为了解决进军的后顾之忧，李靖建议李孝恭将巴蜀各部落的酋长子弟召集到夔州，分别授以官职，安置在夔州各处，这样一来，即表示安抚，同时也将其作为质子，以防蜀人作乱。
公元621年九月，唐军大举进发，灭萧之战开始了。正当唐军准备数路进发，乘船经三峡过长江之时，恰巧赶上暴雨天气，三峡水位大涨，滚滚江水顺流而下，波涛汹涌，声势惊人。唐军诸将大都没见过如此阵势，慑于大自然的威力，都产生怯惧心理，他们都建议洪水退却再进军。但李靖不这样认为，他说：
李靖所说乃是兵家上策，众将仔细考量后都心悦诚服，于是，唐军迅速进军，大小战舰顺流而下，接连突破敌军荆门、宜都防线，仅一个月时间，唐军就到达了夷陵城下。
唐军在李靖的正确领导下连战连捷，士气大振，此时唐军名义上的主帅李孝恭坐不住了，他不甘于功劳全被李靖所得，而自己却毫无存在感，因此，刚到夷陵城下，他就命令大军即刻进发，向夷陵附近的清江发起进攻。但此时的李靖却非常冷静，他认真分析敌军情况后，认为清江守将文士弘乃是一员良将，其手下数万军队也都是精锐，并且唐军刚刚攻克重镇荆门，此时的敌军乃是哀兵，必定会进行殊死抵抗，若唐军急于进攻，很可能会吃亏。因此，李靖建议暂停进攻，待敌军士气衰落再出击，必能获胜。但急于表现的李孝恭根本不听李靖的正确主张，他让李靖留守，自己率兵急急火火的向文士弘发起了进攻。结果不出李靖所料，李孝恭大败而归，损失极大。李孝恭的失败，并没有让李靖惊慌失措，他沉稳镇定，组织留守部队建立防御，收拢败退残兵，如此一来，唐军虽败却未乱，很快稳住了阵脚。对面的文士弘见无法继续进攻，就命令手下部队四面出击，抢掠物资，士兵们手提肩扛，收货颇丰，但他的部队也因此队形散乱，不成体系。而战场嗅觉敏锐的李靖立刻发现了敌军的这一大漏洞，他毫不迟疑，立马组织军队出击，文士弘军措手不及，一时间难以收拢，被唐军杀的大败，唐军一战歼敌一万余人，缴获战舰无数。失去了文士弘这支生力军后，夷陵自然无法坚守，很快，唐军攻克了夷陵城。
攻下夷陵后，李靖马不停蹄，亲率一支精锐部队为前锋，目标直指江陵。此时，萧铣新败，损兵折将，手下可用之军有限，而他的援兵暂时还无法到位。趁此机会，李靖率军向萧铣军发起猛攻，接连取胜，歼敌俘敌无数，很快攻克了江陵外围的水城，并且缴获了大量舰船。
唐军诸将大喜过望，大家都认为凭借这些舰船，正好组建强大水军，一鼓作气拿下江陵。但李靖却又来和众人“唱反调”，他竟然要把这些数量众多的舰船全部遗弃江中，任其顺流而下。诸将虽然大惑不解，但鉴于李靖之前的超神表现，觉得一定有其道理，便请李靖解释，李靖解释道：
李靖的疑兵之计堪称千古奇谋，诸将大为赞叹，于是纷纷同意。
趁萧铣援军迟滞不前的机会，唐军一拥而上，将江陵围了个水泄不通，萧铣见唐军势大，援军不见踪迹，而城中又缺兵少粮无法坚守，只得开门投降。于是，看似固若金汤的江陵城被唐军不战而下，这完全要归功于李靖的“空舟之计”。
李靖军进入江陵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而对于投降的萧铣及其部属，李靖也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怀柔之策。这样一来，唐军很得民心，南梁的其他地区纷纷归降，剩余的萧铣部队见唐军政策宽大，也都放下武器，接受了唐军整编。
李靖统帅三军，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江南最大的割据势力南梁，可以说是立下了旷世奇功，李渊大喜过望，封李靖为上柱国、永康县公。
（二）安抚岭南
平定萧铣之战，李靖表现出了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李渊对他越发信任和倚重。不久，李渊任命李靖为荆州刺史，命他平定岭南诸地，并给了他册封官员的权利。
岭南处于南方偏僻之地，远离朝廷，各种势力鱼龙混杂，李靖采取了怀柔政策，派人分赴各地，进行招抚，对百姓加以安抚，对归降的各地官员许以官职，各地有感于大唐朝廷的宽宏大量，都纷纷归降。
由此可见，李靖虽然善战，却不好战，他深知自己前来岭南，最终目的是为了大唐的和平、安定，战争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而已，若是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自然是极好的。因此，他并没有贸然采取军事行动，而是采取宽宏大量的怀柔政策，结果不费一兵一卒，岭南诸地就得以平定。这里可以看出，李靖是一位有着长远眼光，胸怀天下的卓越人物，而并不仅仅是只知兵事的带兵将领。
（三）平定辅公祏
公元623年，丹阳（今江苏南京）辅公祏举兵反唐。李渊命李孝恭为主帅，李靖为副帅，出兵讨伐。
辅公祏派大将冯惠亮率兵三万驻守当涂（今安徽当涂），陈正道率兵两万驻守青林，并且用铁索横亘长江，阻断水路，还修建了绵延数十里的建月城。这样一来，丹阳城与周围这些据点可以说是连成了一片，各处互为掎角之势，防守甚是严密。
战前的军事会议上，诸将大都认为冯惠亮、陈正道等人手握重兵，占据坚固的城垒固守，急切之间可能难以攻取，不如绕过这两个地方，集中兵力直接攻打丹阳，只要攻破了丹阳，其他地方自然不战而降。主帅李孝恭觉得这个方案很有道理，准备采纳。
不出所料，这次李靖仍然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丹阳城中也有精兵强将，并且丹阳城高墙坚，其防守能力只会更强，若唐军短时间内攻不下来，背后的冯惠亮等人围拢上来，唐军将会腹背受敌，还是应该先设法击败冯惠亮等人，解决后顾之忧后再取丹阳。李孝恭早已对李靖的才能心悦诚服，自然同意李靖这种更稳妥的行动方案，并将具体的行动指挥权交给了李靖。
面对冯惠亮等人坚固的城垒，李靖没有贸然采取强攻。他派遣一部分老弱兵马前去进攻，而自己则亲率精兵强将严阵以待。冯惠亮等人自然击败了进攻的唐军，他们见唐军如此不堪一击大为振奋，于是尾随败退的唐军急追，追击到李靖等人的伏击之处后，等待多时的唐军精锐突然杀出，冯惠亮等人猝不及防，被唐军杀的大败溃输，除少数人逃走外，冯惠亮、陈正道所部几乎全被歼灭。如此一来，辅公祏精心设计的丹阳外围水陆防线全线崩溃，宣告破产。
此时的李靖不再有丝毫犹豫，他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直取丹阳。辅公祏肝胆俱裂，根本不敢与唐军交战，他竟然在还有数万兵马的情况下弃城而逃了。无险可受的辅公祏部队自然更是不成气候，在各路唐军的围追堵截下很快败亡，辅公祏本人也被俘虏处死。至此，辅公祏之乱被平定，大唐王朝统一大业基本宣告结束。
这一战结束，李靖沉着冷静的战事分析能力、卓越的战场指挥能力以及敏锐的战斗嗅觉无不体现的淋漓尽致，李渊对他大加赞赏，他对着众多大臣赞叹说：
李渊这话虽说可能有夸大之嫌，但也从侧面说明了李靖卓越的才干，乃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帅才。
五、暮年壮心不已，荡平外敌
（一）攻灭东突厥
1.战役背景
隋末唐初，中原大地群雄并起，各路豪强争夺中原王座，无暇他顾，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势力乘势崛起，日益强大，这就是东突厥。
李渊太原起兵之时，为了换取北方稳定，曾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唐朝建立后，突厥与反唐势力勾结，与唐朝分庭抗礼。而且突厥仗着兵强马壮，不断派兵南下袭扰唐朝边境。
此后数年，突厥向唐朝发起大小战事无数，公元625年，突厥军队甚至进攻到了太原附近，唐军节节失利，甚至有部队被突厥打的全军覆没。
公元626年，李世民登基，突厥颉利可汗率十几万精锐骑兵进攻唐朝，从泾州一路长驱直入，直接杀到了距长安仅四十里的渭水桥边，形式万分危急，为了使突厥人退兵，李世民不得已冒险亲临渭水桥边，与颉利可汗结盟，突厥方才退兵。
由此可见，唐朝建立前期，在与突厥的对抗中，唐军处于下风，面对突厥强大的军事攻势，只能采取妥协防守的被动策略。
此后多年，李世民忍辱负重，大力发展民生，整饬军队，默默积蓄力量，准备有朝一日反击突厥，一雪前耻。
公元629年，东突厥国内突然发生变乱，好多部落相继叛离颉利可汗，又恰逢暴风雪，突厥各部发生饥荒，族人纷纷离散。反击突厥的机会，终于来了！
攻灭东突厥的战役打响了，在这场反击异族之战中，李靖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2.战役过程
公元629年年末，李世民命兵部尚书、代国公李靖统兵十万，分六路反击突厥。
李靖认真分析敌我态势及战场形势后，决定采取隐蔽行军，突袭进攻的策略，准备打突厥人一个措手不及。
公元630年正月，正值寒冬，寒风凛冽，李靖亲率三千精锐骑兵，顶风冒雪，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向恶阳岭挺进。人衔枚马裹地，一路疾行，在突厥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李靖军已经进驻了恶阳岭。
在恶阳岭，李靖见突厥人尚未发觉唐军行动，毫不迟疑，命令部队立即向襄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进攻，在夜色掩护下，唐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攻占了襄城。
直到此时，颉利可汗才发现唐军竟然已经杀到了自己眼皮子底下，他大惊失色，认为李靖之所以敢孤军深入，背后一定有唐军大部队跟随，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顾不得许多，立即下令将牙帐撤至碛口（今内蒙古善丁呼拉尔）。
见颉利可汗溜的如此之快，李靖并没有贸然采取军事行动，强行追击。针对突厥内部离乱、人心不稳的情况，李靖决定采取离间之计。于是，李靖派遣间谍秘密进入突厥内部，分别游说颉利可汗的部属及将领。这招离间计果然奏效，不久之后，颉利可汗的心腹大将康苏密向唐军投降了。
颉利可汗见心腹大将竟然投降了唐军，更是惊惧不已，现在他连碛口也不敢呆了，如同受惊的小鹿般向着阴山继续仓皇撤退。拼命后撤，队形不整的突厥军在撤退路上不断遭到唐军伏击，先后被柴绍、徐世勣杀败。不过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颉利可汗的部队虽败却未乱，他还是退到了铁山（今内蒙古白云鄂博），并且收拢了不少败退回来的部队。颉利可汗觉得现在的自己并不是唐军的对手，于是派使者到长安请降，表示愿意归附大唐。实际上颉利可汗心里却在打着其他的如意算盘，他企图待草青马肥之时，先转移到漠北，然后伺机东山再起。
见颉利可汗祈降，唐太宗表面上派人前往安抚颉利，实则内心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他。作为一位历经战乱、有着敏锐头脑及长远战略眼光的雄主，李世民绝对不可能放过这个一举平定东突厥的大好机会。而李靖就恰好和李世民有同样的想法，他揣测到李世民的真实想法，于是身在前线的李靖并没有放松军事准备，他对众将说：
但有人却认为此时不宜进兵，理由是朝廷已准许颉利可汗归降，而且使者已经到了颉利可汗处，这个时候恐怕不适宜前去攻打突厥。李靖解释说：
于是，李靖率军立即进发，到达阴山时遇到了数千突厥斥候部队，大军一拥而上将这数千人全部俘获，命令他们随唐军而行，并且作为向导带路，大军向着颉利可汗的牙帐悄悄摸了过去。前军由李靖的心腹大将苏定方率领，他带领两百多精锐骑兵一路疾行到了距离颉利牙帐不足七里的地方，突厥人直到此时才发现唐军已经杀到。大惊失色的颉利可汗根本没有心情去看唐军到底来了多少，他顾不得许多，骑上战马仓皇而逃，突厥军队群龙无首，也是四散而逃。苏定方见颉利可汗要跑，率兵急追，但奈何人数太少，根本无法围堵数量众多的突厥军，眼看颉利带着部队又要溜走，苏定方大急。恰在此时，李靖率后续大军急如星火，终于赶在突厥人逃跑之前杀到了。颉利可汗眼见自己被唐军团团包围，若不奋力一战，恐怕难以脱身。毕竟是一位杰出的游牧民族领袖，此时的颉利可汗反而冷静了下来。他迅速下令，安排手下将校收拢四散的部队，突厥的可汗亲军也确实是精锐部队，在各级将校的呼喝组织之下，竟然在唐军的围堵冲杀之下重新完成了集结。
见突厥军竟然完成了集结，战场嗅觉敏锐的李靖知道，原计划的逐个击破计划已无法实现，现在唐军要迅速变换阵型，当面锣对面鼓的与突厥军来一场正面厮杀，彻底的击溃他们！
令旗变换，号角齐鸣，训练有素的大唐精锐迅速变换阵型，步兵方阵在后，骑兵方阵在前，大唐军队无往不利的进攻阵型杀气腾腾，直指突厥军！李靖目光如炬，锐利的眼神注视着突然沉寂下来的战场。一声令下，冲锋号起，开始进攻！
身着明光铠，手持马朔的大唐精锐骑兵，如同金光闪闪的铁甲洪流向着突厥军奔腾而去。全身灰色皮甲，挥舞马刀的突厥骑兵，如同一条灰色河流，也向着唐军发起了冲锋。两河对撞，轰然炸开！血腥的厮杀开始了！
一场恶战后，尸横遍野，血浸满地，突厥人彻底大败。唐军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马匹无数。几乎成为孤家寡人的颉利可汗再次侥幸逃脱，但仅剩少量部队的他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彻底败亡是注定的结局。不久，唐军大将李道宗擒获了一路逃亡、几乎筋疲力尽的颉利可汗，并将其送到京师长安。东突厥彻底宣告灭亡。
自隋朝以来，突厥就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李靖灭亡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大唐边境的心腹大患，而且也洗刷了李渊、李世民先后遭受的奇耻大辱。大唐君臣一片欢欣鼓舞，在庆功宴上，太上皇李渊甚至亲自弹起了琵琶，李世民更是直接起舞，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文臣武将们受到感染，亦是纷纷起身，加入跳舞的行列，于是君臣一起尬舞的千古奇景就这样上演了。如此开明的氛围、如此君臣一体的盛景，恐怕也只有此时的大唐才得以看见，李靖少年时所向往的圣明君主和时代，真的被他所遇到了，如此看来，李靖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二）攻灭吐谷浑
公元634年，年事已高的李靖已然在宰相之位上任职四年，可谓位极人臣。知进退、有分寸，深知盈满则亏的李靖明白，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了，于是，他已足疾为由，向朝廷请辞。见李靖言辞恳切，李世民自然明白此举深意，他大为感动，派人转告李靖说：
于是，李世民准许了李靖的请辞，并给予赏赐无数。待足疾好转，特许李靖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前往中书、门下参与政事。
到了这里，李靖戎马一生的使命似乎宣告结束。纵观这几十年的戎马生涯，行军打仗，李靖做的完美无缺，堪称顶级名将。但李靖绝不仅仅是一位名将这么简单，拥有顶级的战略思维、长远的战略眼光、胸怀天下的宏大格局以及高超的御人手段，使得生涯中后期的李靖更进一步，成为了统御全军的帅才。
唐太宗时期，大唐军队将星璀璨，人才辈出，主帅李靖的统御教导、提携培养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众多的军事人才，也成为了大唐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坚实基础。这一点，从唐军攻灭吐谷浑一战体现的淋漓精致。
李靖辞官后仅仅两个月，吐谷浑突然进犯凉州，朝廷决定起兵反击。本以打算颐养天年的李靖听闻消息，顿时精神抖擞，顾不上足疾与年事已高，主动向朝廷请命，希望挂帅出征，讨伐吐谷浑。李世民大喜过望，随即任命李靖为三军统帅，统御侯君集、李道宗等各路将领，向吐谷浑发起了反击作战，一场大规模歼灭战，拉开了序幕。
李靖赴任之时，正值寒冬腊月，天寒地冻，行军条件极为艰苦。但年事已高的李靖却精神抖擞，丝毫不为所动，一路迎风踏雪，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后终于抵达前线。到达前线，李靖不做丝毫停歇，立马组织各路将领，着手开展对敌作战。
首战发生在库山（今青海天峻），李道宗部击败吐谷浑前军，唐军首战告捷。
吐谷浑的首领伏允可汗也是个行军打仗的行家里手，吐谷浑军队虽然败退，但却没有成为无组织的溃退，伏允可汗命令部队一边撤退一边把路途上的野草烧光，以断绝唐军马草。马草断绝，诸将大都认为战马难以坚持，部队不可再长途追击。侯君集与诸将所想不同，他说：
战略眼光卓绝的李靖自然赞同侯君集的观点，就目前情况而言，虽然战术层面不宜继续追击，但就整个大唐帝国西北战略而言，此时绝对是一战平定吐谷浑，换得西北边境长治久安的绝佳时机。于是，李靖决定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大军分成两路：李靖、薛万均和李大亮从北道，侯君集、李道宗从南道，两路大军一起向吐谷浑追击。
李靖亲率的北路军进展顺利。部将薛孤儿在曼头山击败吐谷浑一部，杀其名王，缴获大批牛羊已做军粮。李靖的主力部队也先后在牛心堆、赤水源两次击败吐谷浑军。侯君集、李道宗的南路军进展也很快，他们深入大漠两千多里。这里荒无人烟，气候异常，有时酷热难当，有时寒气袭人。最要命的是有时很难找到水源，部队只能杀马饮血。唐军客服了重重困难，一路长途奔袭，终于在乌海（今青海兴海）追上了伏允可汗，再次将其大败，俘虏多名吐谷浑部落首领。
此时的吐谷浑军已经彻底土崩瓦解，成为一摊散沙，各部落军队四散而走，各自亡命奔逃。李靖命令各路唐军继续追击，又连战连捷，唐军一直打到了吐谷浑西部的且末（今新疆且末）。伏允可汗的牙帐被唐军攻破，部队死伤无数，他的妻子也被唐军俘虏。
此时的伏允可汗身边仅剩一千多骑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久之后，逃到碛中的伏允可汗被部下所杀。其长子大宁王慕容顺率众归顺大唐。到此，李靖率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彻底攻灭了吐谷浑。此后的几十年，大唐西北边境再无大的战事，拥有了难得的和平时期。
结语
平定吐谷浑一战，成为了李靖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战。此战结束后，年老体衰的李靖彻底告别了军营，决定颐养天年。公元649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九岁。一代军神，就此落幕，是非功过，且待后人评说吧。
唐朝时有个三十六大将,同战死淮阳城的
安史之乱中期，安禄山的叛军在扫平河北后，挥师南下，攻克洛阳，直逼潼关。同时派唐朝的降将令狐潮领兵四万进攻雍丘(今河南杞县)。雍丘附近有个真源县，县令张巡招募了一千来人，先行占领雍丘。叛军到后，张巡身先士卒，率兵直冲敌营，打退叛军。
第二天，叛军又围上来，在城周围架设了百余门大炮。架梯登城。张巡命令士兵把野蒿浇上油，顺城墙往下投，又一次打退叛军。张巡领兵或者趁叛军休息时出城猛冲，或者夜晚缒墙而下，偷袭敌营。就这样，他率领雍丘将士坚守了六十多天，戴甲而食，裹伤复战。打退叛军三百多次进攻，杀伤叛军大半，使令狐潮不得不退兵。
过了两月，令狐潮又领兵来攻雍丘。此时长安已经失守，玄宗逃往四川，雍丘军心动摇。城里六名很有声望的大将一起找张巡劝降，张巡佯作答应。第二天，张巡召集大家开会，堂上设天子画像，引这六将于前，责以大义，当场斩首。军心大振，誓言守城。
叛军不断攻城，日子一久，城里的箭用尽。这天深夜，张巡命令士兵扎上千草人，裹以黑衣，用绳子从城头吊下。叛军发现后，马上不断用向草人射箭，直到天亮，才发现是些草人。待守军拉回草人，净得几十万支箭。
第二天晚上，张巡选了五百死士，仍用绳子吊下城。叛军以为又是草人骗箭，笑而不理。于是这五百人趁敌不备，直袭令狐潮大营，令狐潮来不及组织组织抵抗，几万叛军四下逃窜，一退十几里。令狐潮恼羞成怒，继续增兵，围住雍丘。
又有一日，张巡手下大将雷万春在城头巡视，叛军看到，一起放箭，雷万春一不留神，脸上中了六箭。但为安定军心，岿然不动。令狐潮以为张巡又是拿个什么木头人来骗他，叫来探子一打听，大惊，在城下对张巡说道：“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张巡回答：“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命令将士出城猛冲，令狐潮忙逃，守军俘获叛将十四名，杀死一百多人，大获胜利。
张巡守军不过一千多，而叛军总在几万人。但就这样坚持守了一年。直到一天，张巡接到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守许远派人送来的紧急文书，说叛军大将尹子奇领兵十三万，来攻睢阳，请他马上援救。
张巡赶到睢阳，与许远兵合一处，不过六千余人。许远虽官职更高，但知道张巡善兵，就请张巡来指挥守城。虽说双方兵力悬殊，但张巡带兵坚守，和叛军激战了十六天，俘获敌将六十多人，歼灭两万多人，使尹子奇不得不退兵。
过了两个月，尹子奇得到增援兵力，又把睢阳团团围住。形势越来越危急。
一天晚上，张巡叫士兵擂起战鼓。城外叛军听到鼓声，连忙摆开阵势，准备迎战。等到天亮，却还是没见守军出来。尹子奇派人登上土山向城内眺望，只见城里静悄悄，没什么动静，就命令士兵卸下盔甲休息。叛军紧张了一宿，都倒头睡去。就在这时，张巡和雷万春、南霁云等十几名将领，各带领五十名骑兵，同时从各个城门杀出，分路猛冲敌营。叛军没有防备，顿时大乱，又被守军杀了五千多人。
张巡想在尹子奇出阵指挥时射杀他，但尹子奇平时上阵，总让几个人和他一样的打扮，无法分辨。有一次，两军对阵时，张巡命士兵把一只用野蒿削成的箭射到敌阵。叛军士兵拾到这箭，以为城里的箭用光，急上前报告尹子奇。待尹子奇把蒿箭刚拿到手，城头上的张巡吩咐身边的南霁云箭射尹子奇。南霁云一箭过去，正中尹子奇左眼，顿时跌下马来。张巡下令出城冲杀，又打了个大胜仗。
尹子奇攻城未果，反失一目，哪肯罢休。把睢阳围的更紧。城外的叛军越聚越多，城里的守军越打越少，到后来只剩下一千六百多人。还断了粮食，士兵们连树皮、茶叶和纸张都吃，一个接一个饿倒。
无奈之下，张巡只好派南霁云带领三十名骑兵重出重围，向临淮(今江苏睢宁西北)守将贺兰进明借兵。贺兰进明害怕叛军，不愿出兵救睢阳。但他爱惜南霁云勇猛，召集手下设宴招待南霁云，想留下南霁云为自己所用。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不肯借兵，哪里有心吃饭？他咬下自己一个手指，流着眼泪说自己未能完成使命，留下根手指作为来此的见证。
南霁云离开临淮，又从别处借兵三千，回到睢阳。被叛军发现，一场血战之后，才进了睢阳。张巡和许远知道没有借到兵，两人反复商量后，认为睢阳乃江淮屏障。为阻止叛军南下，惟有死守睢阳。
城里粮食没了，就吃树皮，吃战马，连麻雀老鼠也吃完了。城里所有的将士和老百姓明知道守下去毫无希望，也没有一个人叛逃。
到了最后，全城只剩下四百余人，尹子奇又率领叛军用云梯攻城，城头上的守军饿的连拉弓箭的力气都没有了。
睢阳城终于陷落，张巡、许远、雷万春、南霁云等三十六将皆被俘。不降，全部被杀。
睢阳陷落的第三天，河南节度使张镐带兵赶到，打退了叛军。再七天后，郭子仪收复洛阳。也正是由于睢阳的死守，整个江淮地区安然无恙。
-----唐朝最悲壮的战役—睢阳之战
谁可以告诉我唐朝兴衰
唐太宗（李世民）开始繁荣：贞观之治
唐玄宗（李隆基）开始衰弱：安史之乱
唐哀帝是最后一个皇帝，改国号为梁，自此唐朝灭亡。
有哪些关于破案的古装剧？
这个类型的电视剧不少，有古装的也有现代的，我给你推荐你个，自己看看呗。
第一部，《法医秦明》。
这部电视是最近两年出的关于现在法医如何帮助公安民警破案的电视剧，为死者伸张正义未根本，虽然确实有很多马赛克的场面，毕竟出现亡者的内容不太好，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法医的责任，所以没人在网上批判这些，通过各种尸体检查获得更多的线索为破案提供有效的依据，这也让大家了解了现代法医破案的各种依据，科学化的破案证据，让犯罪分子无处可逃，总体来说电视剧的好评率还是很高的，也是告诉大家不要妄想犯罪，一定会抓到你的。
第二部，《洗冤录》系列。
上面说的是现代法医如何破案的，那么我就对应的推荐一下古代的法医如何破案的。
在古代验尸的叫仵作，《洗冤集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作者是南宋的宋慈。本书是中国现存第一部系统论述古代司法检验之专著，后世法医著作，大多以此为蓝本，内记人体解剖、尸体检查、现场勘察、死伤原因鉴定及急救、解毒等内容，深受世界法医界重视。
而《洗冤录》系列就是宋慈从一个一无所知的人到了“法医之父”的过程，破解各种案件为人申冤，欧阳震华这个演员不得不说真的厉害，调皮捣蛋的性格饰演宋慈让电视剧更加的生动，这个系列共三部电视剧，没事的可以看看。
第三部，《十大奇冤》。
这个电视剧很明显了，就是讲述的十个案件的始末的电视剧，十大特别的神奇案件，从一点一滴抽丝剥茧找到破案的关键，将罪犯绳之於法的故事。
这部电视剧由王晶执导，张卫健、黄志忠、文颂娴等主演的古装剧，张卫健饰演的一个小混混当县令如何破解奇案，各种爆笑的手段还是眼见为实，所以我也推荐一下，这个跟我是张卫健的粉丝有那么点关系吧，不过确实演得很好。
第四部，《神探狄仁杰》系列。
《神探狄仁杰》是由钱雁秋执导，梁冠华主演的电视剧系列（狄仁杰的扮演者），讲述的是大唐初定，武则天执政时期，狄仁杰用自己的智慧破获各种奇案的故事，这个系列共四部，每一部都是很不错的，连贯性很强。
个人感觉吧，梁冠华饰演的狄仁杰虽然很不错，但是就这个身材看着不舒服，有点过度的胖了，不过就算是胖子吧，也是个聪明的胖子，演的还是很好的。
这四部是我比较喜欢的推理悬疑破案的电视剧，个人比较喜欢古装剧，所以推荐了三部，希望你也喜欢。
关于混在大唐当县令和混在大唐当王爷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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